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月9日文章，原题：中国并不谋求重塑世界秩序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其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关键方面仍是未知数，尤其不确定的是，特朗普团队将就“中国威胁”的性质和范围达成何种共识。国务卿鲁比奥在确认听证会上称，中国是“我国迄今面对的最强大、最危险且几乎势均力敌的对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华尔兹称，“我们正与中国冷战”，因为中国的目标是“用中国梦和中国的领导取代美国梦和美国在全球的领导”。
特朗普本人是否认同这种对中国威胁的看法？他很少（如果有的话）用类似的战略或意识形态话语谈论“中国威胁”。他的做法通常被描述为更多的“交易性的”。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顾问们还应重新审视鲁比奥和华尔兹对北京战略意图的看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梅拉妮·西森的新书《美国、中国，以及控制权的竞争》将使他们受益匪浅。西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有关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观点。
中国外长王毅与鲁比奥首次通话时表示，“我们无意超越或取代谁”。那些声称中国谋求称霸世界的人似乎从未正视过这一论点的逻辑。
他们非常熟悉历史上其他大国多次争夺地区或全球霸权失败或无法维系的原因。正因如此，北京才会把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财富、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中国领导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这是比与美国展开“赢家通吃”竞赛更可行、更务实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相对实力、“全球南方”国家的接受度，以及美国实力和影响力正在受到的限制，北京可以从中获得优势和机遇。
这就是西森在书里讲到的“控制权竞争”。这不是一场零和竞争，因为中国的目标不是夺取美国的角色，单方面制定国际行为规则，而是在制定规则方面增加其相对美国的作用。这里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中美两国的利益相互竞争，但并非不可调和。正如西森观察到的，认为中国想构建“本质上与美国对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没有证据的判断”。
如西森所言，华盛顿真正面对的是“中国成功证明了其政治体制在社会上是稳定的，在经济上是富有成效的，在军事上是有能力的”，而这本身“会使美国更难追求其目标和利益”。这加剧了“一种焦虑，以为一个让北京更大地行使国际领导权的世界，将是一个敌视自由主义原则并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世界”。这又助长另一种夸大的观念，认为中国试图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破坏世界秩序。
这种夸大的威胁感有几个目的。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使华盛顿可以转移对自身弱点的关注，这些弱点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它还转移了与北京进行建设性接触所需的艰难政策选择。最后，正如西森忧心忡忡表示的那样，有关中国谋求全球霸权的论调，正被用作对抗北京和排他性竞争的理由，而这很可能会增加美国的代价和风险。
为了支持另一种观点，即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西森简要回顾了华盛顿和北京各自对待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总的来说，西森认为，中国“不但没有选择退出，也没有试图阻挠或推翻战后秩序的体制”，而是“融入了这些体制，并在其中的程序中努力获取和施加影响”。尽管北京公开批评某些规则，但其一直从体制内倡导改革，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自己的谈判地位”。“从过去和现在中国的言行来看，中国更多的是支持而非反对”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西森表示，尽管历史非常清楚，但华盛顿的许多人对美中竞争采取了一种说法，一方面坚持美国对战后秩序的依恋，另一方面认定中国打算用其他秩序来取代战后秩序。这种说法掩盖了生存威胁与地缘战略挑战之间的区别。
那么该怎么做呢？西森最令人信服的观点之一是，美国的说法“使秩序成为大国冲突的目标，而不是管理大国冲突的手段。这是一种危险的颠倒，它把国际事务规则的谈判变成了制定规则的竞争”。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它不能单方面决定美中关系或国际秩序的条款。
相反，美国只需通过与北京的持续战略接触，着手确立那些条款。西森表示，双方有共同的工作基础，并非不可调和。尽管双方都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的财富、实力和影响力，但也都称“持续支持”许多共同的原则和目标，包括“希望维持一个以促进全球货物、资金、思想和人员流动的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
与西森的观点类似，中国的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最近强调，北京和华盛顿需要克服战略不信任，在关键的全球和双边问题上达成“战略共识”。他观察到，美国怀疑中国的目标是推翻现有的世界秩序，而北京则怀疑华盛顿的目标是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双方都不相信对方做出的否认。王缉思说：“只有双方放弃零和竞争思维，中美关系才会有更光明的未来。”（作者保罗·希尔，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