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韩国政治动荡，冲击其政府信用评级，全球通货膨胀态势没有根本好转，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战更加推高通胀，这就使国际利率环境可能趋紧，而高利率环境对于脆弱的韩国社会经济的冲击或将不可承受。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军渐次进驻德国、日本、韩国，美国分别向三国提供了资金与技术转移，更对其开放市场。德国创造了“莱茵河奇迹”，日本迎来了战后经济奇迹，同样饱受战争蹂躏而更为贫困的韩国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崛起为技术先进、产业强盛的全球经济强国。然而，伴随着日本失去了三十年，内外交困的德国经济日趋陷于困顿，韩国的经济奇迹也走到了尽头。 2023年韩国经济仅增长1%左右，低于潜在2%的增长率。去年11月底，韩国银行分别下调2024年和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至2.2%和1.9%，如果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执政后全球贸易矛盾激化，2026年韩国经济增速或进一步下降至1.7%。开年之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韩国今年GDP增速为2%，将明年的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2.1%。由于建设与设备投资、民间消费等内需恢复缓慢，出口增长率也在迅速放缓，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减弱，下滑速度也超出预想，韩国的经济引擎正在冷却。 韩国经济三大支柱面临严峻挑战 韩国经济奇迹有三根国内支柱：政府主导、财阀经济、财政谨慎。然而，三大柱基都已被严重侵蚀，负面冲击不断加剧。 首先，韩政府经济支出远高于社会支出，资源倾斜意味着经济积累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也就是说，韩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对其产业或企业部门而言，而对家庭部门发挥的作用甚或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更加接近。 韩国的经济奇迹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快速工业化和出口驱动型增长的基础上。在此期间，政府将资源集中在通过支持私营部门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建立广泛的福利计划，基本上花费大量资金建设道路、港口和工业综合体，以支持制造业和出口，但对包括健康、养老、失业、住房等社会项目却支出甚少。从1990年到2016年，韩国的公共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德国和美国。2021年，韩国在经济事务支出上的投入仍然很大，仅次于德国，但领先于英国、日本和美国。IMF收集的数据显示，韩国的社会支出一直在增长，但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其次，韩国经济主要是由财阀即大型家族企业集团来推动的。大型企业带头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这便弱化了要求建立强大社会福利体系的需求，间接弥补了政府社会支出的短板。可见，政府过度向企业部门倾斜，使得整个经济体系中家庭部门的负担加大，进而令经济社会不得不过度依赖产业或企业部门的经济表现。 韩国的钢铁、石油化工、太阳能、显示器、电动汽车、二次电池等六个主要行业正直面来自中国的全面竞争，前景正变得黯淡。韩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制造业已经亮起了红灯。主要产业遭遇出口放缓等冲击还会带来投资设备减少等内需不振的影响，联动起来动摇与削弱了韩国经济的基础。 再次，谨慎的政府债务。2021年，韩国的GDP杠杆率为320%，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328%的水平。然而，其中家庭108%，高于经合组织国家69%的平均水平；企业168%，与经合组织147%的平均水平差别不大；政府债务则为51.6%，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102%的平均水平。债务较少意味着他们面临经济冲击、全球金融危机或意外衰退等事件的经济风险较低。最新的2024年债务率为52.9%，这一数据让许多人相信韩国经济没有风险。问题在于，政府的低债务水平恰恰是其低社会支出的结果，而这也相当程度上成为推高家庭部门债务水平的结构性因素。 当前，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支柱，如廉价能源和劳动力，都已面临严峻挑战。韩国电力公司（Kepco）为韩国制造商提供巨额补贴的工业电价，累计了1500亿美元的负债。而家庭部门的过高债务负担等，也拉低了韩国国民的劳动生产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希腊、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的劳动生产率比韩国低。 韩国的经济模式正遭受质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时代挑战，国家主导的经济取得成就的同时，人们也对其抑制创造力、社会不平等和地区差异担忧，表明该国需要进行全面改革以释放经济活力。韩国需要深刻的经济结构改革，进而，需要形成高的政治共识，凝聚坚定的改革意志。 然而，韩国政党政治动荡不安，相对于势力日趋巩固的财阀集团而言，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能力已然今非昔比。韩国大企业并不会成为其经济结构改革的积极力量，一定程度而言，恰恰是改革的对象。 韩国家庭负债水平高企 回顾既往，韩国经济奇迹恰恰发生在日本经济冲高乏力而中国经济距离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尚有近十年的历史间隙期间。如今，韩国经济社会越来越像日本，不仅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人口负增长，而且低意愿社会也已成形。 韩国已经陷入人口危机之中，它是全球人口增长最少的经济体之一，预期到2050年该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大幅下降，劳动力萎缩使经济下滑，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承压过大。随着1964~1974年出生的“第二代婴儿潮”一代自去年开始，将有占总人口18.6%的954万人渐次进入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韩国的经济增速或因此下降0.4个百分点。 韩国或正就继续就业、延长退休年龄、资产流动化、完善养老金制度等政策问题展开社会讨论，以便在延长退休年龄和退休金改革等问题上形成共识。但无论如何，政府部门也将难以继续维持其过低的社会支出水平。在现有的结构性限制和政治僵局之下，有意见认为，人工智能或成为韩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人工智能当下已引发韩国经济社会的高度焦虑，或将拒虎迎狼，为韩国经济社会带来新的更难应对的困难。 不过眼前的问题是，青年就业率低以及家庭债务过大。韩国躺平应对经济困境者大有人在，每四个人中有一位经历过某种精神疾病，在富裕国家中自杀率最高，青年失业率占比达40%。事实上，韩国不乏工作岗位，且开放移民外劳，然而，廉价劳工岗位并非韩青年所选，韩国严重缺乏的是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是为青年失业背后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 即便韩国经济奇迹走到了尽头，人们或仍倾向于认为，韩国经济因政府债务水平低，而风险最低，是发达经济体中最为安全者。然而，韩国经济结构殊为不同之处在于，其面临着一个让很多人担心的严重状况，即私人债务最近一直处于惊人的过高水平。 IMF有关数据表明，韩国家庭债务、贷款和债务证券的GDP占比在持续增长，截至最近一年，韩国私人债务占GDP的263%。尽管近年来有所减少，但仍为全球最高的债务水平之一。如与日本、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相比，韩国的家庭债务可谓高不可攀。另据IMF全球债务数据，2023年，在家庭债务占GDP最高的国家中，韩国排名第四，仅次于瑞士、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如此庞大的家庭债务规模让许多人认为，韩国经济趋脆弱。高负债家庭将减少支出，专注于偿还贷款，从而减缓经济增长，韩国在中期内确实可能面临重大经济挑战。 导致韩国家庭负债水平高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独特的住房租赁系统Jeonse，即租户向房东支付大笔一次性押金（通常为房产价值的50%~80%）以代替月租。这笔押金将在租约结束时（通常为两年）退还给租户，且无利息。因Jeonse押金数额过大，许多韩国人或家庭须自银行贷款来支付，有估计称，抵押贷款总额的25%用于Jeonse存款，其余用于购房。除了韩国家庭债务高之外，该国其他私人债务也相当高。 当前，韩国政治动荡，冲击其政府信用评级，这在全球债务危机降临的大阴影下，的确不是什么好消息，更影响到政府推行经济结构调整的信心与能力。全球通货膨胀态势没有根本好转，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战更加推高通胀，这就使国际利率环境可能趋紧，而高利率环境对于脆弱的韩国社会经济的冲击或将不可承受。 （作者系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