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斌|王国维晚年的史学转向及其思想世界

编者按

关于王国维晚年转入西北史地学研究的缘由，学界言人人殊。本文受吴其昌“学术自然演进说”的启发，从王氏整体治学脉络着手分析，并系之于清代史学、日本东洋史学和欧洲东方学交融激荡的近代学术史背景。作者认为，这些学术潮流对王国维的影响，是解析其晚年史学路向及其思想世界的关键所在。文章指出，王国维治学具备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存有“与欧洲及日本学者争衡”的野心。其学既继承清代西北史地学传统，又接轨国际学术前沿，力求推动中国本土史学的现代转型。

作者介绍

朱洪斌，江苏苏州人，先后就读苏州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史学史。

摘要

王国维的治学之路是从哲学到文学再到史学，治史领域则由古史研究转向西北史地学。关于王氏晚年的史学转向，论者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在古史领域大获成功并为世人瞩目之际，王国维晚年史学研究的主题，其实早已悄然预伏。在全力研究殷周史的同时，王国维仍兼顾边疆民族史与地理研究，这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意识，即国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域内，需要紧密关注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这得益于其青年时代感染的东洋史学的历史视野。近代西北出土的大批文物及文献资料，强烈地吸引欧洲东方学者、日本东洋史家的目光，使这一区域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前沿领域。1919年，因为伯希和、沈曾植的启迪，王国维事实上已完成史学转向的心理调整和专业预备。王国维一方面继承清代西北史地学的传统，一方面积极引入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史学的新视野、新材料，推动中国本土史学的现代转型。同时，他借论定沈曾植的治学风格，进而构造自我的思想世界，宣示其追求真实的历史世界与理想的人文世界的学术旨趣。

关键词

清代西北史地学；日本东洋史学；欧洲东方学；沈曾植；伯希和

学界一般认为，王国维的治学分为四期，凡有三变：（1）1898年入东文学社，精研近代西方的哲学、社会学、论理学、心理学、美学等著作，浸淫于康德、叔本华的德国古典哲学，并运用西方观念批判传统学术思想，其早年成果大都编入《静庵文集》。（2）1906年随罗振玉赴清廷学部供职，转治诗词与戏曲，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3）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王国维联袂东渡，王氏尽弃前所研究诸学，转入“经史考证之学”。第三阶段是其毕生治学的黄金岁月，论著大都汇入《观堂集林》。（4）1925年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由古史考论转入西北地理之学，兼及辽、金、元三史。晚年的史学转向，仅发其绪，旋因二年后的自沉而中断。由哲学转向文学，王国维曾以“疲于哲学”自解。从文学转入史学，按罗振玉的说法，系其力劝王氏“反经信古”的结果。但罗氏人品在民国学界饱受非议，他的解说，讥嘲者居多。平心而论，罗氏的“自夸”，虽有“后见之明”的成分，却没有歪曲辛亥以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日趋保守之事实。他转入经史考证之学，与宋代以降的士人遗民传统有直接之联系，遗民的文化心态构成其立身、治学的思想底色。从古史转向西北史地之学，论者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尚无允惬之诠释。无论是第三期的古史研究，还是第四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王国维的历史视野及理念方法始终受益于清代史学、日本东洋史学和欧洲东方学这三种学术潮流的融会与激荡，这是解析其晚年史学路向及其思想世界的关键所在。

一

关于王国维晚年的史学转向，目前有六种看法：（1）升允影响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中亚使团带回了大量的资料，在蒙古人升允的影响下王国维化大量的精力研究居住在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部落。”（2）沈曾植启迪说。王氏在清华的助教赵万里推测：“先生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学，似受沈先生相当之影响也。”齐思和明确指出，“沈氏（指沈曾植——引者注）又将元史之学传于其友人张尔田、王国维”。饶宗颐所见略同，“观堂与沈乙庵交稔，其论古声韵及治西北史地，皆受沈之启迪”。（3）学术自然演进说。王国维的清华弟子吴其昌认为：王氏由治金文而扩张到碑版文字，由治碑版文字而推及考察边疆地区的“史事”与“地理”，“吾人苟熟观其学问之性质，及其进学之次序，则固可以学理豫推，而绝不视为奇异者也”。（4）“转其锋芒”说。另一清华弟子周传儒认为：“王师晚年，并不专治钟鼎、甲骨、群经、诸子，似乎说治学精华，业已搜索无余，而转其锋芒，从事古佚书、四裔碑铭、元史、西北地理之研究。”（5）忧患意识说。香港学者许冠三推论说：“或与早年形成的忧患意识有关，国维研治边疆强族历史的兴趣至死未见稍衰。纵观其历年所作，似亦有意以多篇专论串成一四裔通考。”（6）“南沈北柯”引领说。学者陈鸿祥认为：“王国维致力于蒙元史研究，曾遍览辽、金、元史，博采中西文献，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在研究上导夫先路的应该是‘南沈北柯’。”“南沈”即是沈曾植，“北柯”指柯劭忞。

上述诸说之中，伯希和的说法实属臆测。1923年王国维奉诏入京，源于升允的举荐。王氏视升允为清室“忠义之士”，二人纯属道义之交，并不涉及学问。周传儒的评说，缺乏对王氏学术底蕴的确切把握。王国维治学最重“会通”，每一次转移研究领域，能在极短时间内取得重要突破，胸中如无全局意识，绝难办到。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勃兴，时代忧患固为主因，但王氏转入这一领域，与列强扰攘殊少瓜葛。许冠三的推想，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王氏晚年的治史路向，确实承受沈曾植、柯劭忞等遗民学者的影响，赵万里、齐思和、饶宗颐、陈鸿祥诸家所说均有一定理据。吴其昌提示从王氏治学的整体脉络入手，探索其学术转移的“内在理路”，这一思路最有启发意义。

王国维出入哲学、文学和史学，研究领域有较大跳跃，其治学视野及方法均来自近代中西学术之沟通融合。陈寅恪所倡“预流”一说，最能揭示王氏治史所持的国际视野。陈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王在清华共事虽仅一年，彼此心意相通，“预流”代表二人治史之共同趋向。王国维之所以获得海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是由于“预流”；其学术演进之“内在理路”，亦因创造性地运用中外史学工具所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汉学界与欧洲汉学界已建立密切的联系，早期的日本学者竞相赴欧洲留学，许多新兴的学术问题吸引了一大批欧洲、日本的东方学家和汉学家，诸如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中国周围少数民族和东北亚文化带的研究，甲骨文和敦煌文书的研究，中国戏曲、歌谣、美术的研究等等。而在中国，“研究考据之学者，又因交通之关系，物质之发展，亦阴受其赐，而有与世界各国学者共同研究之风。如殷墟之甲骨文，如汉、晋之木简，如敦煌石室之古写本，既自清季发见，而中外学者闻声相应，研寻考索所得，于古史事大有发明”。20世纪初叶，罗振玉、王国维因缘际会，率先跨入与日本及欧洲学者的交流和对话的行列，成为世界汉学领域内杰出的中国学者。

较少被人注意的是，当青年王国维沉醉于各种西方新知之际，他初步接触一些日本的新式历史教科书，汲取了近代欧美历史学和日本东洋史学的历史观念。这跟他当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无关，却对以后转入古史及边疆史地的研究构成持久的刺激。

1899年、1900年，日本著名史家那珂通世（1851—1908）《支那通史》和桑原隲藏（1870—1931）《东洋史要》二书，由东文学社组织翻译和刊行，王国维为中译本撰写序言。那珂通世是日本东洋史学概念的创设者，1894年他率先提出日本以外的历史应分为东洋史、西洋史两部分。日本的东洋史学概念，“最初主要是指日本史以外、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日本史除外）的全部”。在历史编纂方式和内容上，《支那通史》取法欧美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最初拟分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七卷。至1891年，出版前四卷，近世史迄未完成。前四卷中，卷一为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卷二、卷三、卷四为中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上期自秦汉至晋并吴，中期为西晋南北朝至隋唐，下期自五代辽宋至金章宗末年。该书名为“中国通史”，实际上初具东洋史之面貌，“其叙述制度文物，考证精确，就于与西域诸国交涉之事迹，参酌欧人之研究，而采其要，以明了欧亚大陆诸国之史的关系”。

《东洋史要》原名为《中等东洋史》，刊于1898年。是书凡分四期：上古期，汉族膨胀时代；中古期，汉族优势时代；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桑原隲藏在该书“弁言”谈及著述的一些特色，诸如：（1）“中国内地的兴亡大略据于《御批通鉴》；印度及中央亚细亚的事迹，多参考欧人著作；塞外诸国的沿革，一般本于中国历代正史的外国传。”（2）“本书编著过程中，尤为重视《读史方舆纪要》、《西域图志》、《满洲源流考》、《蒙古游牧记》等有关东亚地理之诸书，予参考此等著作，探明历史事变及其舞台背景与相互关系，颇费苦心。”在历史视野和史料运用方面，该书颇能彰显东洋史学的学科特长。因此，那珂通世评论说：“近年来，东洋史之书，行世颇多，然皆只详支那之盛衰，略塞外之事变。尤其是东西洋之联系，中亚细亚之兴亡，俱从省略。故于探讨亚细亚古今之大势，未免不充分，余常憾之。此顷文学士桑原隲藏以所著《中等东洋史》示予，予受而读之，其史料取材东西，博引旁收，善述东洋民族之盛衰消长，列国之治乱兴亡，简而得要。”

透过近代日本及西方史学的棱镜，王国维审视中国传统史学，悲哀地发现：除去司马迁的《史记》，“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他不禁迸发出“中国无史”的感喟，“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相反，他竭力赞赏日本学者的东洋史著为“良史”。王国维对旧史学的激进态度，与稍晚呼吁“史界革命”的梁启超等学人如出一辙。

按日本史学界的学科分类，历史学有国史、世界史之分，世界史又分东洋史和西洋史。王国维于此颇表认同，并据以概括东洋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其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抑我东方诸国相影响之事变不胜枚举：如释迦生于印度，其教自支那、朝鲜入日本；汉以攘匈奴而通西域；唐之盛也，西逾葱岭，南奄有交趾支那，以与波斯、大食海陆相通；元之成吉思汗，兵威振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至其子孙，席卷支那、朝鲜，余势及于日本；又如日本之倭寇及丰成秀吉，其关系于朝鲜及明之兴亡者不少。然则东方诸国，所以有现时之社会状态者，皆一一有其所由然，不可不察也。故欲解释现时之社会状态，则研究东洋史其要也。”质言之，即是从历史上亚洲诸民族之间的联系互动入手，研讨现代东方国家社会状态的形成和发展。王国维认为它是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并且有极为丰富的研究空间。

以上二书经译介传入中国后，风靡一时，随即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1902年，柳诒徵对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稍作改易，增辑元、明两代，刊行《历代史略》。1903年，陈庆年依桑原隲藏《中等东洋史》篇题，补充史事，撰成《中国历史教科书》。汪荣宝借鉴《东洋史要》的历史分期，撰成《本朝史讲义》。流亡东瀛的梁启超，广泛涉猎包括东洋史学在内的日本学术新书，他对《东洋史要》亦有较高之评价：“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科用，条理颇整。……繁简得宜，论断有识。”梁氏发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他所谓中国史之范围，已不囿于域内，“二千年来亚洲各民族与中国交涉之事最繁赜，自归于中国史之范围”。由此可见，清季学人（包括王国维）感受东洋史学的冲击，其历史视野具有一定的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中国历史从此成为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蔚然成风。

二

1906年罗振玉、王国维任职晚清学部后，陆续结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和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1866—1934）、狩野直喜（1868—1947）等人，与东西方汉学界建立初步的联系。1909年8月，罗振玉、王国维走访伯希和，参观伯氏挟带的敦煌文物，“诧为异宝”。经与伯氏商量，影印了部分经卷。罗氏撰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记录所见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嗣后，撰写《莫高窟石室秘录》，对前文加以补充。全文共7篇，计分书卷、雕本、石刻、经象、壁画、古器物、余记。著录遗书书目67种。在以上两文的基础上，罗氏后又写成《鸣沙山石室秘录》一书。同年，日本学者林泰辅（1854—1922）在《史学杂志》第20期第8—10号上连载《论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的龟甲牛骨》，揭开日本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序幕。罗振玉收集甲骨虽然在先，研究却是在与林泰辅订交后才真正开始。据罗氏说：“宣统初元，予至海东调查农学，东友林博士（泰辅）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杂志，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予。予归，草《殷商贞卜文字考》答之，于此学乃略得门径。及在海东，乃撰《殷虚书契考释》。”经罗振玉的调查与研究，证明甲骨出土地不是汤阴，而是尘霾千载的商朝旧都——安阳小屯。此后，他有意识地大规模地收集及研究甲骨文。1910年，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受京都大学派遣，来华调查贮存在学部的敦煌劫余文书，罗、王参与接待。狩野直喜还与王国维交流了元杂剧的研究心得。

1911年，罗、王联袂东渡，定居京都，与京都大学诸教授往来频繁。当时的京都大学，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为首开创了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京都学派。京都学派与清代考证学渊源颇深，强调传世文献与地下资料（包括甲骨文、金石文、铜镜等）的综合研究，而缺乏地下新材料，被认为不是理想的考证学。罗、王与京都学派在学术趣味上的契合，京都学派的传人皆有共识。毕业于京大中国史学科的神田喜一郎（1897—1984）回忆说：“以内藤、狩野两先生为中心的新的中国学在京都大学蓬勃发展，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这一新兴的中国学与罗叔言、王静安两先生的学问是气脉相通的，我对两位先生也无上渴仰。”由东京大学转入京大大学院求学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也说：“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能达到造成一定影响的程度。”

重视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积极开拓研究的新视野，是19、20世纪之交东西方汉学界普遍的史学意识。与这一新学风相呼应，罗、王的研究显现两项特点：第一，自觉运用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第二，加强与国际汉学界的密切合作，推进研究领域的层层深入。

这一时期罗振玉的工作，主要围绕其收藏的各种古物资料展开。首先，他继续甲骨文的整理和研究，除完成《殷虚书契考释》外，还编印《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待问编》《殷虚古器物图录》《殷虚书契后编》等书。其次，有计划地编印古器物资料。仅就敦煌文献而言，刊印《鸣沙石室佚书》18种、《鸣沙石室古籍丛残》30种、《鸣沙石室佚书续编》4种，每种均作考订，撰写跋尾，后均收入《雪堂校刊群书叙录》。1913年，王国维完成《宋元戏曲史》，宣告第二期学术活动的结束。此后，他一方面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的古文字、古器物资料，一方面开始精读经史典籍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浏览宋人及清代诸家经说。其研究涉及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汉晋简牍、敦煌文献、殷周史、蒙古史、西北地理等领域，而治学方向呈现两个重点：殷周史和边疆民族史地研究。

对王国维而言，关注殷周史的研究，除因掌握新资料的因素外，还有来自遗民传统与日本汉学的双重刺激。首先，在遗老所谓“国变”以后，延续儒家名教观念已经内化为王国维学术活动的终极价值。其次，怀疑、否定中国古史记载的观念，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流行甚广。日本汉学的另一重镇“东京学派”的领袖白鸟库吉，1909年在《东洋学报》第131号发表《支那古传说的研究》，认为《尚书》记载的尧舜禹是后世儒家依据“三才”思想编造而来，关于他们的记载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传说。与罗、王论学甚欢的林泰辅，1915年刊行《周公及其时代》一书，即针对白鸟库吉的疑古观而发。他在“绪论”中说：“世人或谓，支那历史，春秋战国以后始可考，此前之文化，率不过为后人之假托。”林泰辅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考订周公的家世、生平和思想，并对《周官》《仪礼》的成书时代做出考订。王国维、林泰辅对周王祭礼的认识不同，曾往返通信商榷，但王氏对此书的评价不低。他致信林泰辅说：“嗣读大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深佩钻研之博与论断之精，于考订《周官》及《礼经》二书编撰时代，尤征卓识，诚不朽之盛事也。”二人治学路数其实相同，故王氏的评语不同于一般的客套话。

罗、王对东京“疑古派”的态度，虽不见于公开的文字，私下议论却颇多。1916年5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说：“东人之学，所谓研究学术者，直刍狗粪土耳。”罗、王与京都大学诸教授论学莫逆，与东大教授通问较稀，信中鄙视的“东人之学”，大约专指东京一派。1918年8月29日，他在致王的另一信中说：“长井曾寄书来，以其诗稿至，以艰深文浅陋，其诞妄当与东京说古文者一辈人，故始终未作答。”信里直斥东京一派学者“诞妄”。这就说明：置身于日本汉学界的罗、王，面临着两种学术的影响，既有“气脉相同”的京都一派，亦有立场迥异的东京一派。罗、王并没有与东京一派直接“过招”，或许是由于所谓的“罗、王之学”尚未大显；等王氏古史研究大成以后，国内“疑古”思潮风靡起来，于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编纂《古史新证》，以正面回应中、日“疑古派”的古史理论。

王国维旅日期间在古史领域的工作，主要是积累资料，包括为罗振玉抄录《殷虚书契考释》，编写《齐鲁封泥集存》（1913）、《宋代金文著录》（1914）、《国朝金文著录》（1914）等。另外，撰写《明堂寝庙通考》（1913）、《洛诰笺》（1915，后改名《洛诰解》）等一批专题论文。1916年他返回上海定居，前此积累喷薄而出，完成许多重要论著，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三篇论文。古史虽是王氏学术生涯第三阶段的研究重心，但边疆史地学的探索也已同时展开，只是不像前者那样连贯系统。他在日本先后完成三项重要成果：《流沙坠简》（1914）、《鬼方昆夷猃狁考》（1915）、《胡服考》（1915）。返回国内后，写出《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9）、《西胡考》（1919）、《西胡续考》（1919）等文。至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始全力投入研究，但相关思路及专业准备却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流沙坠简》是王国维接触西北地理研究的第一项重要工作。王氏门人徐中舒曾说：“后此先生治西北地理、元代掌故，皆由此发其端也。”1907年斯坦因在西北考察中发掘出千余枚汉晋简牍，交由法兰西学院教授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整理研究。1913年，沙畹将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一文初稿寄给罗振玉。罗、王认为沙畹考订颇多疏漏，于是决定重新分类整理，罗负责小学、方技、术数书及简牍遗文，王负责屯戍诸简。次年整理考证完毕，二人合撰《流沙坠简》一书。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中，详细考订敦煌一带汉长城的走向、玉门关和西域长使治所的变迁，澄清史书记载的模糊之处，订正了西方学者的错误。此文所论虽仅为汉晋简牍出土的三个地区，却从一个侧面勾勒了从汉到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域的变迁史。

《鬼方昆夷猃狁考》被认为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篇研究匈奴族源的论文。王国维广引古书和金文资料，从地理、史事和音韵入手，考证鬼方、混夷、獯鬻、猃狁、戎狄、匈奴、胡同属一个民族系统。该文对先秦时期北方草原民族的发展兴衰及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做了相当宏观的论述，不啻为一部微型的先秦时期的北方民族史。在研治甲文、金文之余，王国维注意匈奴族源问题，与日本东洋史学亦有直接关系。基于殖民中国东北的政治需要，东北及蒙古的研究一向是东洋史家关注的焦点，白鸟库吉对这一地区历史上活跃的许多民族做过研究，与匈奴相关的就有《匈奴属于什么种族》（1897）、《匈奴、东胡语言考》（1900）、《戎狄对汉民族的影响》（1902）等。此文是王氏转入古史研究之后第一篇关于北方草原民族的研究。四年后，在伯希和的影响下，王氏又回到同一主题上。

王国维移居上海后，常与沈曾植（1850—1922）、罗福苌（1895—1921）论学。与沈氏的交流，涉及清代的西北史地学和音韵学，从罗氏处则探悉欧洲东方学的学术动态。罗福苌为罗振玉的第三子，精通日语、法语、德语，师从京都大学教授榊亮三郎专攻梵语，创通西夏语文，著有《西夏国书略说》。罗、王了解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的法文著述，皆经罗福苌的译介。1919年，王国维获读伯希和的法文论文《摩尼教考》，摘录文中收录的中文史料，并益以个人所见，写成《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又依伯氏论文的提示，开始研究九姓回鹘可汗碑、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等“四裔碑铭”，同时广泛参考同光年间西北地理学名家李文田《和林金石录》、沈曾植《和林三唐碑跋》等著述。

同年8月，因罗福苌的推荐，王国维读到伯希和1911年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细亚语史学教授时所作的演讲，极为震撼。他立即动手翻译伯氏的演说词，并连续撰写《西胡考》《西胡续考》《西胡井渠考》三篇文章。前两篇呼应伯氏的观点，后一篇则纠正伯氏的舛误。伯氏的演说词《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的重要发现与历史意义，其主要内容包括：（1）经欧洲东方学家的通力合作，解读了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三种古语言：粟特语、吐火罗语、东伊兰语。使用这些古语言的民族在公元后一千年间曾是中亚的主人，他们和后来的居民土耳其人并非同一民族。（2）通过对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回教等宗教及艺术东传之研究，伯氏指出在东西文明交流过程中，使用东伊兰语的伊兰民族（即古波斯民族）发挥了桥梁作用。经过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王国维惊奇地发现中国史书广泛记载的“西胡”，同样包含使用上述三种语言的民族，从而印证了欧洲东方学家的结论。伯希和文中论及回纥西迁而同化于当地的被征服民族，王国维受到启发，指出“论西胡之事，当分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级观之”。他认为西域的统治民族来自东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而被统治民族则是长期定居、文明程度较高的土著。此外，他还研究了西胡的体貌特征，指出西胡和匈奴族源接近。

来自沈曾植的影响，促使王国维自觉继承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雄厚传统。沈曾植是清季著名学者，在哲学、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等方面造诣精湛。沈氏壮年留心西北地理学和元史，以张穆《蒙古游牧记》、沈垚《落颿楼文集》为根底，旁参钱大昕、龚自珍、魏源、何秋涛等家论著，并与同代学者洪钧、李文田相互切磋，对《蒙古源流》《圣武亲征录》等元代文献要籍精研甚深。据王蘧常《沈寐叟先生年谱》附录《沈子培先生著述目》，其西北史地学、元史的论著有15种之多；此外，《海日楼文集》收入大量西北边疆地区出土的金石文字跋文。熟稔中国学术的内藤湖南，在论及清代地理之学时，给予沈氏极高的评语：“沈曾植具有比洪钧更加广泛的历史知识，在西北地理学方面是洪钧以后中国第一流的人物。”

王国维于前辈学人中，服膺沈曾植最深。1919年他为沈氏七十寿诞撰写寿序，详述清代三百年学术演进之大势，盛赞沈氏上承清学之大成，下启后世新学术之途辙。寿序说：“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细品这篇寿序，王国维貌似赞扬沈氏，实则藉以抒发个人的学术情怀，隐含“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之意。他重视清代考据学的实证传统（即所谓“先正成法”），学术可随时势而变，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改变。同时，他不能忘怀“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故又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清初和乾嘉之间学风的差异，系时势与环境的变化使然，但“经史之学”蕴含积极的社会价值，却是殊途同归，一脉相承。当他即将从古史领域转入边疆史地之学，意味着远离传统的“经史之学”，治学近于道、咸以来的学术趋向，即“考古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他借论定沈曾植的治学风格和学术遗产，进一步构造自我的思想世界，畅谈其追求真实的历史世界与理想的人文世界的学术旨趣。

三

在古史领域大获成功并为世人瞩目之际，王国维晚年史学研究的主题，其实早已悄然预伏。在全力研究殷周史的同时，王国维仍兼顾边疆民族史与地理研究，这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意识，即国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域内，需要紧密关注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这显然得益于青年时代感染的东洋史学的历史视野。此外，近代西北出土的大批文物及文献资料，强烈地吸引欧洲东方学者、日本东洋史家的高度重视，使西北史地学与中外交通史相互融合，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大致在1919年，因伯希和、沈曾植的直接启迪，王国维事实上已完成史学转向的心理调整和专业预备。由于特殊的人生机缘，王氏能够广泛涉猎清季以来新出现的各种文献及古物资料，随时追踪东方学、东洋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而直接研究新史料成为他的史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特征。

1925年7月，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他在校内首次“亮相”，演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学问》，宣示新材料之于新学术的重大意义。他列举清季以来涌现的五种新资料：（一）殷墟新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围绕以上新材料，他细致总结了中外学界的研究动态，重点介绍罗振玉、王国维（即所谓“罗、王之学”）的学术贡献。前四项资料，王国维曾作过深入研究；最后一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汲取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的内容。后者是他史学转向以后，即将系统研究的一宗新资料。

在清华的二年间（1925—1927），王国维的授课范围以第三期工作成果为主，为配合教学撰写了一批讲义，汇编为《古史新证》。个人的研究，则完全转入辽、金、元史和西北民族、地理研究的领域。这一时期的主要著述，可概括为五大系列：

一是辑佚。1925年5月，从正史、笔记、文集和类书中，辑出七种古行记：杜环《经行记》、高居诲《使于阗记》、王延德《使高昌记》、继业《三藏行记》、耶律楚材《西游录》、刘祁《北使记》和刘郁《西使记》。经王国维辑校的这批古籍，是研究西北史地和蒙元史的基础资料。

二是校注。1926年8月，编定《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包括《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蒙鞑备录笺证》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黑鞑事略笺证》一卷，附《鞑靼考》《辽金时蒙古考》各一卷，由清华学校研究院作为丛书第一种铅印行世。以上四种校注，是王国维对蒙元史重要史料研究的主要成果。此外，还有《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古源流跋》《元朝史书注跋》三种，亦为研读蒙元史料的成果。

三是年谱。1925年夏，撰写《耶律文正公年谱》一卷，谱后附《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

四是考论。1925年初至1927年6月去世前，陆续写定一批论文，包括《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月氏未徙大夏时故地考》、《辽金时蒙古考》（修订后改名《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鞑靼考》（附《鞑靼年表》）、《黑车子室韦考》等。

五是译文。为参考日本学者的蒙元史研究成果，1927年，王国维译出三篇论文：《室韦考》（津田左右吉著）、《辽代乌古敌烈考》（津田左右吉著）、《鞑靼考》（箭内亘著）。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蒙元史、西北史地为中心，其旨趣仍然同于第三期的北方民族史研究，重点是考察唐季至蒙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衰起落及其与中原地区之关系。校注部分系统梳理了清代学者研治蒙元史籍的主要成果，同时参考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考论部分的选题、取材和方法，与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潮流吻合，每一篇都参考日本史家的相关研究。

《耶律文正公年谱》是王国维初治元史时所作。耶律楚材以契丹贵族后裔的身份，先后辅佐元太祖、元太宗，劝导元朝统治者改变杀戮屠城的野蛮政策，施行汉族王朝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立下不朽的历史功绩。据王国维的研究，耶律楚材既是当时禅宗大师万松老人的高足，“其与禅学所得最深”，又与全真教长春真人往来密切，然其心志却系于儒家，“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则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谓欤！”其政治建树背后的儒者本色，让王国维为之击节赞叹，这不禁使人忆起《殷周制度论》对周公圣德的颂扬。周公、耶律楚材同为杰出的政治家，时代、民族各异，功业也不尽相同，却都具备儒者“气象”这一人格类型，这一分析视角自然跟王国维晚年的政治文化信仰是分不开的。

1927年所撰的《鞑靼考》《萌古考》和《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是晚年最重要的三篇文字。“鞑靼”一名，在元以前的中土文献中广泛存在，突厥碑铭亦有此族名称，而元代史官编写的《辽史》记载极少，《金史》则毫无踪影，至《明史》才复见“鞑靼”一名。通过对《辽史》《金史》《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资料的细致比勘，王国维做出一个假设：“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䪁，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尔，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此文要点包括两部分：（1）从对音、地理两方面，考订阻卜、阻䪁为鞑靼的异名，推测“鞑靼”一名消失于元代史书，源于元史官讳言“鞑靼”。（2）指出唐宋间鞑靼部落分为东、西、南三支，重点论述了漠南一支南迁的情况，及其与沙陀、党项族的关系。该文的意义，不止是订正一族名，而是详细考述鞑靼一族在唐宋至辽金时期的活动地域，从而揭示了活跃于北方草原的这一强盛民族的兴衰，及其与周边民族和中原王朝之间的连带关系。此文与第三期的《鬼方昆夷猃狁考》属于同一性质的文章，研究视野均受东洋史学的直接启示。

《萌古考》并非一篇成型的论文，大致依时代先后，摘录中土文献中关于萌古（蒙古）一族的记载，后附作者的相关考证十二条。通过他的考证，蒙古先世诸部从唐季至辽金时的活动情况初步得到了梳理，与辽、金的关系亦得以澄清。由于对蒙古史料的系统清理，该文取得一个重要的结论：“蒙古故事，宋人既增其伪，而元人复汩其真，诚可谓史学之不幸也。”换言之，关于蒙古早期史事，宋元人的记载均有问题。“元人汩其真”，来自《鞑靼考》的研究结论；“宋人增其伪”一点，王国维进一步扩充写出《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后文主要研究有关天会、皇统年间蒙古与金之间和、战史事的汉文史料，他运用“史源学”方法，查出各种文献记载是直接或间接地源自南宋人王大观《行程记》和《征蒙记》二书，然后依据正史记载，揭发二书作伪的证据，最后附论南宋人张师颜《南迁录》作伪的原因。该文开头有一长段精彩的“开场白”，归纳民族史研究中史料鉴别的基本原则：“凡研究史学者，于某民族史，不得不依据他民族之纪载，如中国塞外诸民族，若匈奴、若鲜卑、若西域诸国，除中国正史中之列传、载记外，殆无所谓史料也。其次，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较进，纪述亦较多，然因其文字已废，除汉人所编之《辽》《金》二史外，亦几无所谓史料也。至于蒙古一族，虽在今日尚有广大之土地，与行用之文字，然以其人民沉溺宗教，不事学问，故当时《纽察脱卜赤颜》（《秘史》）与《阿儿壇脱卜赤颜》之原本，已若存若亡，反藉汉文及波斯文本以传于世，且其国文字创于立国之后，于其国故事，除世系外，殆无所纪载，故此族最古之史料，仍不能不于汉籍中求之。”以汉文献记载为本的民族史研究思路，并不限于蒙元史研究，实则涵盖整个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是王国维总结第三期、第四期民族史研究实践而提炼出来。显然王国维的治史重心虽有转移，但前后两期之间仍有识见之联系。

清代前期以全力经略西北百余年，安抚蒙古、青海、西藏诸部，一举解决了西北边疆的稳定问题。为统治这一广大的区域，清廷积极推动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语言、风俗、文化、历史的综合研究。清代中叶，蒙元史及西北史地学发展为清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道光、咸丰以降，由于列强环伺紧逼，西北扰攘不断，进一步刺激了蒙元史、西北史地学的繁荣。研究西北史地学的清代学者，如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等，只能利用汉文方面的史料，此后洪钧、柯绍忞、沈曾植、屠寄一辈学人，开始运用西方文献的中译本，结合中文史料加以比对，其成就较之于早期学者，已有显著之进步。作为罗振玉、王国维挚友的内藤湖南，洞悉清代西北地理之学的演进轨迹和发展方向。1925年，他在京都大学授课时指出：“钱大昕以来的史学，即考证学派史学开始了从中国内部向西北地理，即塞外的发展，祁韵士、张穆、徐松、何秋涛一派相继不断地传承着这一研究，终于发展到洪钧的阶段，此间中国史学出现了从中国史逐渐向东方史方向发展的倾向。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倾向。最近继李文田、洪钧之后，又有柯劭忞、沈曾植等人，然而其后则后继乏人，作为中国学问来说近来的史学是最差的。”清代史学面临学术飞跃的契机，孕育了新的视野、新的内涵，内藤湖南为中国史学的“后继乏人”惋惜不已。

王国维治学，仿佛与世无争，然其治哲学、文学和史学，无不潜藏旺盛的“学术野心”和勇猛的创新精神。罗振玉与他谊在师友之间，罗说他：“简默不露圭角，自待顾甚高。”他在清华的同事毕树棠，指示其治学抱负为：“要把过去的学术整理出个头绪，要和过去的学者一较得失与短长。”借用王氏自己的话说：“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王国维不仅有意与清代前辈立异，亦存心与欧洲及日本的学者争衡。远在1913年，当沙畹寄赠斯坦因所获汉晋简牍，罗、王动手整理之际，他对简牍文献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已有深刻之认识。他把这一幕称之为“简牍西去，印本东来”，期待藉此激发国人的研究热情，“我国之学者亦可以兴起矣”。在前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王国维赞叹沈氏集清代学术之大成，同时委婉地透露其晚年的史学情怀，他一方面继承清代西北史地之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史学的新视野、新材料，推动中国本土史学的现代转型。此与内藤湖南所见不谋而合，王国维已蓄势待发，假如不是中途自沉，内藤的惋惜，或者即要落空。王氏的未竟志业，只能留给陈寅恪以及更晚一辈的中国学人了。

信息采集：王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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