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但在本届会议上受到热议的一些话题还在国际舆论场持续发酵。今年是笔者第6次参加慕安会，自2018年开始参会以来，我在这里切身感受到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华认知渐趋负面的变化。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应该来，因为在这里可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可以接“国际地气”，可以对国际上一些对华误解甚至曲解予以澄清和驳斥。
慕安会创立于1963年，最初定位是探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平台，属于美欧之间的“家庭聚会”。20世纪末开始，慕安会关注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欧美，而是将目光投向全球热点问题。今年会议也体现了“议题跟着事件走”的一贯作法，除了中东问题、俄乌冲突、北极治理、海洋争端、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等传统议题，还增加了不少新议题，包括关键矿产、叙利亚问题、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虚假信息传播等。在很多问题上中国是天然的利益攸关方，有些则是直接当事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能不来”。一位熟悉的北约智库学者对我说，中国官方代表和学者参会对慕安会组织者来说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对中国来说也是应该坚持下去的成功做法。
本届慕安会上，涉及中国的讨论和中国代表发出的声音几乎无处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专场”发表题为《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的致辞，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王毅重申中国必将是多极体系中的确定性因素，将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并提出了应倡导平等相待、应尊重国际法治、应践行多边主义、应坚持开放共赢四点主张。事实上，主办方会前发布的《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也认为中国是多极化国际秩序的杰出、有力支持者。
正如很多人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今年慕安会上的演讲给欧洲带来巨大的震撼、失望和焦虑情绪，现场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美国离去”，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难再续”。在笔者看来，美欧关系确实出现严重裂痕，但这可能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即将“寿终正寝”。万斯对欧洲的激烈言辞到底是美国新政府对欧洲施压的最新手段，还是真要进行大的战略转向并甩掉欧洲“包袱”，现在仍难判断，还需后续的密切观察和深入研究。
现在的欧洲在定义自身利益时确实越来越难与美国保持一致，转向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寻求更广泛的对外合作等需求急剧上升，其中包括改善对华关系，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提供的机遇，以应对欧洲自身经济、科技竞争力下滑等难题。不过，欧洲与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关联过于深入，一时难以摆脱安全、经济等层面的对美依赖，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惯性仍大于离心力，这也是短时间内的一个现实。
慕安会自创立以来，优先关注区域和议题设置一直主要是欧洲。但从2017年美国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之后，尤其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后，南海议题开始在慕安会上频繁出现。不出意外，本届会议设置了专门议题讨论“印太地区安全形势”，但这实质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冠以“印太”之名，谈论的却主要是“南海”。这场主题边会的发言嘉宾包括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菲律宾外长马纳罗、新加坡防长黄永宏、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库恩斯；讨论的议题涉及当前南海形势紧张的根源、中菲仁爱礁争议、中国南海领土主张与历史性权利、“南海仲裁案”、二战后国际秩序、外部军事力量在南海存在对局势的影响、美菲同盟的有效性等。
笔者在开放提问环节向菲律宾外长马纳罗提出问题：“根据美西《巴黎条约》，菲律宾的西部边界线位于东经118°，黄岩岛和仁爱礁均位于此线之外，菲律宾凭什么对其提出领土主张？”马纳罗一度试图从手机上查找答案，但显然无法找到支持菲方侵权挑衅的论据，最后选择避而不答，转向另一个话题。
去年慕安会期间我参加的一个关于“争议水域”的主题研讨也大量涉及南海问题。而从今年相关讨论涉及的内容来看，与会发言人提出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也表明，南海一日不消停，慕安会上的南海“波澜”就不会自然平息。
中国自1999年开始派代表团参加慕安会，2015年以来每届都会派高规格代表团出席。伴随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国际多边场合“中国元素”的增加，通过慕安会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议平台就重大国际热点问题和涉华关切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主张、提出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一条颇为有效的途径。（作者是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创始人兼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