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题为“确保太空安全：美国行动计划”的报告，呼吁将太空提升为美国的最高优先事项，重振其太空领导地位。报告老生常谈式地强调了所谓“日益增长的威胁”，警告美国若不果断行动，可能会面临“斯普特尼克时刻”。不过，报告也同时呼吁“与中国建立外交沟通渠道”。
特朗普新内阁已走马上任，其内外政策大体走向已比较明晰。但在大框架下，如何细化与操作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其太空政策也仍将经历一个逐步成型的过程。“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显然有意寻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尽管该报告保持了“渲染威胁”“抹黑污蔑”的对华叙事主基调，但提出加强与中国的外交沟通的主张仍然值得肯定。这种态度，既是出于对中国太空力量发展的疑虑，更是出于对美新政府可能在太空莽撞行事引发中美太空冲突的担忧。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动成立美国太空军，使之成为美国第六大军种；明确将太空视为“新的作战域”，声称要把太空军打造成“保卫美国在太空利益的关键”，试图永远确保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太空资源开发方面，特朗普政府拼凑《阿尔忒弥斯协定》、签署《鼓励国际支持获得和利用太空资源》行政令，拒绝太空“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推动太空资源开发计划，试图开启在月球和太空“跑马圈地”的进程。进入第二个任期的特朗普，在太空问题上势必会有一番更大动作。在竞选中，特朗普就提出建立太空国民警卫队；支持太空部队采取更积极的战略，展示更强的威慑能力，部署预警系统，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利益。特朗普就职不久即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创建一个保护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其中包括部署在太空的助推段拦截，引发外界对于“星球大战”计划死灰复燃的担忧。
长期以来，封锁、遏制、竞争和对抗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底色，太空领域同样如此。但是，鉴于太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各国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太空安全又极为敏感和脆弱，这种特性决定了太空不应成为一个放任竞争和对抗的场所，而应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国际社会必须找到一条合作的道路。尤其是随着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加速，以及以资源开采、在轨活动和大规模星座部署等为内容的“新兴太空活动”蓬勃发展，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渗透，增加了太空安全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加强国际太空合作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即便是美国也不可以为所欲为。中美作为世界上的两个航天大国，维持太空和平、安全、有序以及长期可持续利用，符合双方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有必要也有责任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
其实中美并不缺少在太空安全问题上沟通和对话的渠道：外空一度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中美外交部司局级军控和防扩散对话一直存在。目前，中美同是联合国“负责任外空行为准则”开放式工作组等多个外空安全议程的参与国，这些多边论坛同样为中美双方交流看法提供了机会。可以说，中美围绕太空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渠道从来不是问题，态度和内容才是关键。
坦率而言，此报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并促成中美太空对话值得怀疑。一方面，报告提议的沟通，仍然是基于对中国的敌意，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对外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报告也没有提出建立中美沟通的具体设想和措施。美国“太空新闻”网站分析认为，所谓的沟通渠道不会超过冷战时期热线电话的水平，仅用于管理卫星近距离接触或潜在碎片事件等紧急情况。
报告希望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其他航天国家以明确的方式来传达他们的“意图”，但问题是，“意图”可能是赤裸裸的威慑，也可能被恶意曲解。要真正管控和消除太空安全风险，就必须放弃敌视，尊重对方合理的安全关切，而不能凡是自己的行为就是合理和负责任的，凡是对方的行为就是威胁和不负责任的。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沟通和对话，以及“只能是你配合我”的合作不会有市场，也不会成功。（作者是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员）
